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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学圈子，已经对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这就像莫言说过的，当时要吃饭哪，想吃上饺子呀，还没有承担道义的精神境界。
有些朋友比我做得好，比如湖南已故作家莫应丰。
他很早就幵始写批判“文革”
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这在当时的是有杀头危险的，我和几个朋友都为他担心。
但就是这个莫应丰，当时也不是张志新，在公开场合也顺从主流话语，甚至也发表过与主流话语较为合拍的散文或者小说，但他这样做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获得必要条件做更重要事情，简直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副面孔，说他当时仍然勇敢得不够，没当上张志新就是罪恶，那恐怕就有些过于挑剔了。
最后，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和为贵”
，可能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苟且习气，也促成了一些较为特殊的冲突形态。
“和为贵”
就是不撕破情面，事事留有余地，给对方下台阶，不把话说死，不把关系闹僵，即便有冲突也是打打太极拳。
我们现在搞民主也好，搞法制也好，还遇到这种文化传统的障碍，人们不习惯于铁面无私的公开交锋，倒是习惯于暗中使绊子、做手脚。
在“文革”
中期与后期，共产党内高层其实已有一些异端，但思想斗争往往是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暗示的方式、话里听音的方式、阳奉阴违的方式，与西方人的风格大为不同。
我们事后来解读当时的一些文本，需要非常小心。
王尧：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
一种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作家他就是“两手”
，他公开的和私底下的姿态不同，确实是两手，他相信私底下的以后可能就变成公开的。
另外一种情况，用两种话语写作的，正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矛盾。
比如说顾准，从他跟他弟弟的通信，可以看出我们比较高度地评价他是有根据的；但是，在顾准的日记里面，他确实也在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写作的〕所以有人提了“两个顾准”
的问题，又有人写文章反驳，认为顾准用主流话语写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认为不存在两个顾准的问题，他认为那用主流话语写作的是假顾准其实不仅是顾准，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后来的转换，而转换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不同方面。
王尧：如何看待“文革”
时期的各种思想资源，现在也有分歧。
比如说“文革”
时期内部发行过一些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对后来的思想启蒙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
在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有一批人被组织起来翻译了西方的一些书，这些书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究竟要干什么》，讲了当时参与翻译的这些人，都不肯回忆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些书的译者。
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承认？看来，在思想不自由的情况下翻译思想自由的书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记忆。
韩少功：离开了特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文本和事物。
我说过“忠字舞”
，它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是不同的。
从表面上说，“忠字舞”
是制造个人迷信，这一点不言自明。
但是在下一个层次，它可能完全是一种娱乐，当时没有別的娱乐呵，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娱乐，就像今天人们跳“国标”
或者“迪斯科”
；再下一个层次，当时很多人还利用“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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