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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不容易。
当然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得更好些。
我觉得“文革”
中的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文革”
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写成被迫害者，实际上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角色远不是这样单一。
所以我觉得许多回忆录、许多文章有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知识分子往往对自己整个思想历程的转化缺少叙述。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革”
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始终是与他的思想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条线索。
如果讲到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可能太大了，从主流话语的生产来看，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讨论。
譬如关于“写作组”
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凭当年发表的文字来谴责余秋雨，谴责其他一些人。
从当时的一些文字来看，他们确实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
包括北大的王瑶先生，他也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出文集时，当时的一'些文章没有收进去。
我是非常尊重王瑶先生的，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幵拓者，而且他后来的遭遇也很值得同情。
但是北大的一些老师也为贤者讳，我不是非常赞成。
在文字背后，我觉得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需要我们来探讨。
而且当时参与写作的人，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一些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纠缠于个人伦理道德问题。
如果现在讨论“文革”
还首先考虑伦理问题，可能会离真实的历史更远。
这里我还要提到当时开始创作的一些青年作家，不少在新时期活跃的作家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开始写一些东西。
但是大多数人在编文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编进去。
刘心武他写过《班主任》，但是在更早的时候，他写过一个中篇《睁大你的眼睛》，我在选新文学大学“‘文革’文学特辑”
时，把它选进去了。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文革”
怎么转换到“新时期”
的。
韩少功：对，知识分子是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九七四年开始写作，写了农业学大寨，写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算是半错。
还写过不准地主分子搞破坏的时髦故事，属于全错。
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很复杂。
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周扬与刘白羽那些前辈的恩恩怨怨当中，可能也杂有这样的因素，对别人展开阶级斗争，挖了一个陷阱，结果把自己也装进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了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力妥协。
这也就是现在某些人追究道德动机的一些合理根据，因为违心写作确实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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