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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极权最为严重的“文革”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改革，合作医疗，文艺下乡，两弹一星，南京大桥、杂交水稻，干部参加劳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独立工业体系，还有退出“冷战”
思维的“三个世界”
外交理论，等等，这些发生在“文革”
时期的事物，与“文革”
的极权政治是否有所区别？这些事物尽管也染上了“文革”
的污迹，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
叶蔚林等作家在小说或回忆录写到，他时下放劳动领取了“安家费”
，工资也一分钱没减，因此乡下农民经常上门来借钱，乡村干部也来揩油。
然，他们当时并没有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死于毒气室。
把“文革”
类比“奥斯维辛”
是眼下流行的修辞，这在气头上说说也不要紧，也确实是张志新、遇罗克一类蒙冤者悲惨遭遇的写照，但就当时大面积的社会状况而言，却不是一种认真求实的分析。
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哪有安家费和工资？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很臭，但有些工农群众要嫁女，还是要找个大学生当女婿，因为大学生工资高呵。
群众对知识的尊重，并没有真正崩溃。
再说对外开放吧，我清楚地记得，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相继访华，某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已经开始。
乡下人开始使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株式会社”
之类的字眼被大家熟悉。
王尧：不少地方，包括在一些城镇，有人喜欢化肥袋子的布做裤子，一时很流行。
韩少功：这就是最早的对外幵放，是后来大规模幵放的铺垫——尽管那时候可能是不够自觉的，只是权宜之计，还缺乏深谋远虑，缺乏意识形态的深度调整。
“文革”
时期的经济制度也需要具体分析。
当时秉承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业和商业这一块问题确实很多，最后连火柴、肥皂都紧缺了，城市里总是停电。
但农村经济制度没有照搬苏联，在经历过六十年代初“三年”
的人祸天灾之后，算是吸取了一些教训，慢慢摸到了一点“中国特色”
。
一九六八年我们知青下乡时，农民是有自留地的，小型自由市场也是合法的，我们就经常去“赶场”
、“赶闹子”
，它们并没有被舀作“资本主义尾巴”
完全被割掉。
虽然“割尾巴”
的舆论压力存在，但还没有变成正式的国家政策。
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和分配单位，实际上是以自然村为自我管理单元，避免了苏联式的“国有化”
和“公有化”
。
这种政策安排相对稳定。
所以“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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