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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面都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问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的关系问题，还有精华与糟粕的杂处共存问题。
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话”
，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华。
我并没有方言主义。
我们谈了语言的文化性，但并没有说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对外交流的具，不意味着语言的工具性就是一个贬同。
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
这也是我眼下写作的常态。
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慎。
还好，连《马桥词典》这样的书都翻译了好儿种外文，好像外国读者也能接受个大概，使我对这种写作态度更有心。
韩少功：当然，写合同与写小说就是运用不同的语言，虽然它们都是方块字。
前者显然会更注重公共化的一面。
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
王尧：现在最容易变得糟糕的是语言。
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压力很大，各种语言产品都在冲击着我们，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语言变成糟糕的东西，变成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灵脱节的一种东西。
韩少功：有一个法国作家萨娜拉芙女士曾对我说：她研究法国中学生的语言，发现他们的祈使句里没有“假如你……”
这种虚拟方式了，只剩下“我要……”
，也就是不委婉了，不谦让了，一个个都自我得咄咄逼人了，有“我”
无“你”
了。
现在电视、网络、广告、卡通片等等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很大，也许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展开类似的调查，包括调查一下你说过的成语减少现象。
我常常看到中央电视台上的字幕出错，有时四个字的成语，居然会错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弄得意思完全不可解，但记者、编辑、编审就是没有看出来。
好像外国人难懂中国的成语，中国人也不懂自己的成语了。
美国作家桑塔格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比斯大林主义更具有毁灭性，并没有夸大其词。
“文革”
时期，虽然文化人挨整，但文化人即便关进了牛棚，大多数内心里还是惦记着文化的，老百姓也是悄悄尊敬文化的。
我当时在乡下当夜校老师，农民一天累下来，晚上还是踊跃地来读书识字，一个个兴冲冲的。
现在呢，虽然教育规模大得多了，高学历的人满街走，但文化在很多人的内心已经灰了，已经死了。
黄子平说过，现在书店里书似乎不少，但大多数是“。”
的书，即只管“怎么做……”
的书：怎么谈判，怎么恋爱，怎么炒股，怎么演讲，怎么公关，怎么修车，怎么美容，怎么留学，怎么搞定你的上级……书上的语言无一不是平白、粗糙以及轻浮的，大多充斥着陈词滥调。
这是一个工具书的时代，是知识具化和文化工具化的时代。
文化繁荣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空，因为文化已经缺少价值准则和精神方向，已经没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动力，只不过是赚钱牟利的工具。
语言的工具主义趋向，只是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部分。
王尧：从整个历史上来说，文化一方面是趋同化，但是同样还有一个趋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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