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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断提起，“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立场”
等等。
你对知识分子目前的状况似乎也不太满意，并有希望知识分子更好的期待。
韩少功：有些记者问我：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我说我算是公民写作吧，因为我不知道“知识分子”
如何定义。
据说对“知识分子”
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
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大概是从左拉幵始的传统。
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
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王尧：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太多，但基本上是这两种取向。
韩少功：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
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
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我有一个外甥，先后在中国和德国学物理，最看不起文科生，说同他们谈话最没有意思：他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
我在一个大学讲课时介绍了他的猖狂，希望能以此引起文科的警觉，注意到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信誉危机。
韩少功：王朔最喜欢讥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是真文盲吧？《天涯》以头条位置发表过他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我觉得那一篇很有见解。
他有些小说语言也妙，比如写一个女人从树荫下走进阳光，“像剑出了鞘”
。
我讲课时曾引用过这个比喻。
王尧：相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別人未必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特别是现在有一批高学历的人，其应对现实的立场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
韩少功：《天涯》前几年的经验就很奇怪。
那些在我看来知识含量较高的文章，在很多教授博士那里得不到反应，说它们太高深了，看不懂。
但这些文章却能在一些小人物那里找到知音，一个县城里的工人，或者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写来的读后感却有感觉，有思想，深得其中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没有高学历的思考者该叫什么？叫不叫“知识分子”
？
王尧：从思想者的身份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共关怀力度好像减弱了。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提出过“人间情怀”
一类的说法，与八十年代那些“介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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