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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指现实生活的信息，也指审美和思想的信息。
小说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再加点男盗女娼，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人们通过日常交往和新闻报道，对这一切其实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小说不过是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把剩饭。
这就是“叙事的空转”
。
第二，劣质信息和病毒信息爆发，也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
。
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某些恶劣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升级竞赛。
自恋、冷漠、偏执、贪婪、**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小说里。
有一些戴着红帽子的“主旋律”
小说，其实也脏得很，改革家总是在豪华宾馆讲着格言，在美女记者的崇拜之下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
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各种文字窥视和文字按摩。
王尧：九十年代以来，这一类审美的困惑和道德的困惑在作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不是说作家现在不会写小说了。
韩少功：这不是才华或者方法的问题。
很多小说家的内心似乎无法再激动起来，文坛“心不在焉”
。
以前有一段时间，文学成了政治宣传和道德宣传，是文学的自杀。
现在有些作家自诩“纯文学”
，好像遗世独立，与政治和道德了无干系，其实也很可疑。
一个叫单正平的朋友曾对我说：否定作品的道德性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成见：据说《金瓶梅》女卩果是**书，那绝对是因为读者心术不正；你要是高尚的读者，就读不到其中的**，只能感受到艺术之美。
这个假话一直没有人敢正面驳斥。
托尔斯泰当年对莎士比亚的指责也许不对，但他评价文学的精神性尺度，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王务：需要有一种新的力量来打动心灵。
韩少功：读者也出现了“心不在焉”
，就是说，我们叙事环境和受众市场也在变化。
当年鲁迅写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在很多现代青年看来，阿Q可能纯粹是一个搞笑的料，没有什么可“怒”
的，更没有什么可“哀”
的。
罗中立一幅《父亲》的油画，在八十年代还能激起人们的感动，但在九十年代的很多观众看来，什么糟老头子？纯粹是一个失败者、可怜虫、倒霉蛋，充其量只能成为怜悯对象。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这一类反应。
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解读系统正十面埋伏，主流受众对作品的解读已经流行化了、格式化了，使我们的写作常常变得尴尬可笑。
以前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现在的很多读者只能“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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