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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期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
但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
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
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
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
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
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
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再也不逃学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
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
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
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
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
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
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
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
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
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
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
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
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
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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