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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帝死了”
，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
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人民情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入一种隐形的延续。
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
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构想中听到“天国”
的意味，从“无产阶级”
礼赞中读到“弥赛亚”
“特选子民”
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
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
，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
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这样，尼釆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
换句话说，只要“人民”
未死，只要“人民”
“穷人”
“无产者”
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
或“天道”
，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
团结起来投入“最后的斗争”
，《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Day（最后的日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
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
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人之死（Manisdead）”
一语所不曾揭破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人民”
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内情震惊世人，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
“人民性”
“人民民主”
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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