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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具的髙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们可以猜测，是多水常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属性，促成了他们这种家具的高位化。
当然，我们还可以猜测，正是这相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散、保守以及因顺自然的文化性格，无法获得北方部族那种统一和扩张的宽阔眼界，更无法获得游牧部族那种机动性能和征战技术，于是一再被北方集团各个击破，沦落为寇。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髙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
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
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
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即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和奴隶的日子早巳远去，无形的绳索还紧勒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进人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
这种遗传是始于黄巢、杨么、朱元璋、张献忠、郝摇旗、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集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还是战败者自发表现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种姿态。
作为一种相关的推测，他说荆楚之民称如厕为“解手”
（在某些文本里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种产生于战俘营的说法。
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
“解手”
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
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
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
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
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性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
其实，“舟楫文化”
在多水的荆楚乃至整个南方，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早已源远流长，不竞舟倒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娱乐与神祀相结合的民间活动，与屈原本无确切的关系。
这种活动终以北来忠臣的名节获得自己合法性的名义，除了民众对历史悲剧怀有美丽诗情的一面，从另一角度来说，不过是表明江湖终与庙堂接轨，南方民俗终与中原政治合流。
这正像“龙舟”
在南方本来的面目多是“鸟舟”
（语出《古文穆天子传》），船头常有鸟的塑形（见《淮南子》中有关记载），后来却屈从于北方帝王之“龙”
，普遍改名为“龙舟"，不过是强势的中原文明终于向南成功扩张的自然结局——虽然这种扩张的深度效果还可存疑。
一些学者曾认为，中国的北方有“龙文化”
，中国的南方有“鸟文化”
。
其实这种划分稍嫌粗糙。
不论是文物考古还是民俗调查，都不能确证南方有过什么定于一尊的“鸟”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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