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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
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
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
这个“派”
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
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夫。
《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
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
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幵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
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
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
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
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
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
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
《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
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
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
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
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
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
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
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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