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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
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
而“多党制”
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
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
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
对阵“新右”
或“新自由主义”
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
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
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
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
当时《天涯》在欧洲巳因“新左派”
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
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
，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
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
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
，那我们就“新左派”
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
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
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
、“计划经济”
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
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五七年、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作“必要代价”
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
的逻辑下屠杀着印地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
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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