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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根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终只能害己。
这样，哪怕是为了公共关系和营销策略，信奉者看来也需要几分含蓄，几分婉转，再加几分变通，离施蒂纳远一点，比如用“个人主义”
来撇清“利己主义”
，又用“自我实现”
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
指代“利益化时代”
和“个人利益化时代”
，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
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
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
的“大我”
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
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地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
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
时期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
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如20世纪后期中国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
，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
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
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
“富起来”
“GDP翻两番”
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
），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
这可能轻忽人们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
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
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仍频。
如秦晖在《群己权界》[37]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
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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