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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的国籍或“绿卡（永久居民身份证）”
意味着相应权益，意味着一份身份财富的自动获取，常让穷国的名校生和拉面哥趋之若鹜。
不管是通过非法还是合法途径，他们都力图来一次易地脱贫，一次捷径赶超，一次短平快的生活处境改善，甚至可能成功“插队”
，比很多原住民赢得更多机会。
作为对这种外来冲击的反弹，在民族国家体制下，民族种族身份则可能成为反“插队”
的武器之一。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一再缅怀WhiteAnglo-Saxo（白肤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美国。
这里的“白”
一般不适合嚷嚷，不大上得了台面。
不过一旦移民压力增强，外来的以及原住的有色人种都可能骤然紧张。
如果他们视尊严感、安全感、平等地位等为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就不难在三天两头的肤色歧视那里，在可疑的贫困率、失学率、入监率、毙亡率那里，确证自己“民族种族身份”
的负资产性质，比对出高等肤色“白”
的优越。
中国的户口也绑定身份财富。
国人们记忆犹新的“农转非”
，时下某些地方稀奇的“非转农”
，都是一种敏感的财富追求。
以前的“非”
农户口，代表了城镇居民的国家粮、招工优先权、廉租房、肉票、油票、较好的教育和医疗福利等；时下有些地方的“农”
村户口，则代表法定的无偿承包田、承包地、承包山林、承包草原、廉价宅基地等，都有相应的影子价格。
在城乡一体化最终消除这些影子价格之前，一个户口簿形如境内小“绿卡”
，制约了太多人的命运。
中国不少相关小说、电影里的悲情控诉，至今还是一些人的心理疤痕。
“进城奋斗一辈子，不如城里一套老房子。”
这种稍有夸张的说法，是指资产价格高涨之下，老一代市民可能坐收崛起红利，让来自乡村的新一代市民望尘莫及。
新市民可能比老市民更独立、更勤奋、普遍学历更高，但错过了一班车，就得为上户口的时间差买单，在“房东房奴”
“两大阶级”
（某青年作家语）的斗争中处于弱势一方。
在一张身份福利清单上算高低，更高福利当然在垄断性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那里。
无论是以官营还是民营为背景，垄断系统如果不是社会所需且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形成就多是福窝子、贵宾室、金饭碗。
混迹其中者，连一个抄电表的也可年薪十万，连一个司机也可攒五六处房产，这一类新闻不能不让底层民众垂涎三尺或怒火万丈，总是成为社会治理难题。
更难的是，一个正常社会没法承受无政府、多政府的乱象，因此政府就成了垄断中的垄断，必须具有唯一性。
特别是在强势政府传统深厚的中国，这唯一性还是加大号。
于是，官职这种在古代的家谱和牌位上、在现代的欢迎词和追悼词里最不容易漏掉的东西，被注入更多权力，最牵动老百姓苦乐安危，也最可能被逐利者围猎。
著名的黄炎培延安窑洞之问，就是针对这一千古难题的念兹在兹。
连官员的外围亲友，也多有潜在的身份估价，进入围猎者的瞄准镜，以至一个蔫头蔫脑的家伙突然在饭桌上说出某官员三亲六故各自的姓名、生日、喜好、住址、住院床号，历历如数家珍，如此民间组织部的功夫，不算什么奇事。
一旦社会管制松弛，这些官职及其人脉关系，便最容易恶变出官商联体的超级身份，从而集聚超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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