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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毛泽东也暗生疑窦。
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
和“商品关系”
，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
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
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
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
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以“私”
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
，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
。
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
的传统，“通财货”
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
，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和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
重于“零和”
，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
的调剂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需要指出的是，从微观上看，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
但从宏观上看，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花开别处：比如使一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比如让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
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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