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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
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
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
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
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
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
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
、北魏的“均田法”
，等等，私田也都是“王田”
（王莽语），“王田”
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
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承包经营责任制”
，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弊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
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
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种非“公”
非“私”
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
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
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
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
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
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
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
这种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
接轨，正如“自由”
“民主”
“科学”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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