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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在现实的流血战争中任情使性，毫无顾忌地伸展自己的意志，但在心情稍微平静之后，他往往能从形而上的境界来反观自己和自己扮演的角色，能以神的眼光来悲悯自己和全人类的不幸。
但正因为这种反观和悲悯并非一种先验的道德规范（仁、义等），而是完全取决于他当时的心情，因此它不是使阿喀琉斯的个性被抽象化、模式化，而是使之更加丰富和立体化了。
总之，阿喀琉斯的个性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
他既是自私的，又是慷慨大度的，既是残忍、暴烈的，又是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既是冲动的、形而下的，又是善于沉思的、形而上的。
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他那自发的、偶然的心境和情感。
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固定不变的、让人学习和崇拜的“品格”
，但他的永恒的魅力却在于“性格”
上的真实与生动。
从这方面比较一下，关公的形象便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
的。
人们喜爱关公，除了外表上的美（红脸、长髯、丹凤眼、卧蚕眉）和英勇无敌外，更多的是对他所体现的仁义道德的敬重。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渴望有关公式的人物来扶危救困，行侠仗义。
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
尽管他的思想感情理应是《三国演义》中最复杂、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书中却恰好总是以白描手法一笔带过。
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
关公即使在最动情的时候，也没有阿喀琉斯那种大段的充满同情和悲悯的道白。
如刘备驰书责备他违背誓言投降曹操时，他也只是“大哭曰：‘某非不欲寻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
一句大白话，无非表明关公决不会背信弃义而已。
相反，阿喀琉斯的形象则是重彩浓墨、精雕细刻，往往超出抽象概念而刻画出看来似乎与本题无关的细节。
诗人荷马对这些细节如此感兴趣，几乎可说是沉溺于其中而津津乐道。
他写竞技赛车，写饮宴，写山羊背和肥嫩的小猪腿的烧烤过程，写营帐里垫席的颜色、衾被的柔软。
光是写阿喀琉斯的盾牌就花了整整一页篇幅：上面描绘着大地、海洋、日月星辰；一座城池在举行婚礼，还有一座城池正在进行攻防战；有和平的田野，耕者与耕牛，起伏的麦浪和葡萄园；有伴着音乐的跳舞者，蜿蜒的河流，以及牧牛和猎狮的场面……而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突现出人物的完整性格，烘托出与性格相适合的强烈气氛。
关公和阿喀琉斯的形象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区别，正说明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对于“人”
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作家把人心看作客观世界的镜子，那么他在描绘一个人物形象时，必然会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作不动、不变或“以不变应万变”
的，也必然对各种细节尽量加以简化、抽象化、白描化，以免模糊了镜子本身的单纯明彻；反之，如果外部世界是人心的镜子，那就可以放手对各种各样色彩丰富的外部细节加以有声有色、细致入微的描写，并坚信这些描绘最终都是对人心的描绘，且只有尽可能生动而毫不遗漏地表现出这些细节，人心才会完整地呈现出其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关公的形象可以用“忠、义、仁、勇”
几个抽象的道德概念概括无余，他的童年、他的教育、他的内心世界，都是你不熟悉而且也不必知道的；阿喀琉斯的形象却是一言难尽，你只觉得他在你眼前活跃，就像你日常交往的朋友一样推心置腹，一颦一怒都得到你的意会和理解。
尽管他一半是“神的儿子”
，又是王子，他却比曾经“逃难江湖”
的关云长更接近凡人、更真实、更具有鲜明的“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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