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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辩白与追求：屈原与浮士德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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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便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这里当然排除了那种醉生梦死、对自己一生根本不做全盘筹划的自甘堕落者、丧失人格者，而主要着眼于一种有一定原则和规范的“理想人格”
，特别是一个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所标举并为全社会所公认的高迈的人格。
而这种高迈的人格虽属于高层次的理想，却毕竟生于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为一般社会上普通人所景仰、推崇和仿效。
它并不是与整个社会、包括下层人民群众相脱节和对立的，否则便构不成什么理想人格，只是一种怪癖和变态罢了。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较有代表意义的典型人物来做一番比较，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屈原和西方近代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这种“以古比今”
，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就人格结构来说，古代的屈原在现代中国人眼中，也仍是一种美好人格的楷模，并不因时过境迁而丧失其道德魅力和审美价值。
中国的很多事数千年来并无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文化心理的深层。
屈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
但他的诗主要是抒情言志、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遭遇和理想追求的，因此他又是他诗作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形象。
他的作品后人辑入《楚辞》，主要有《离骚》《天问》《九章》等篇。
其中描述了屈原在被楚王流放时“九死其犹未悔”
的忠君爱国之心，以及他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犹豫、疑惑、幻想，直到决心采取行动结束生命的思想历程。
这对于我们探讨他内心深处的人格结构，展示了特别清晰的脉络。
屈原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于自己人格的自辩、辩诬的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上，透露出一种清高孤傲、洁身自好的自我感和疾恶如仇、愤世不平的**。
我们可以把他的人生理想概括为一种“辩诬型”
或“自辩型”
的人生理想。
当然，这种自辩，起因于政治上的功利，但这只是现象。
屈原因为忠心耿耿于振兴楚国的大业，刚正不阿，犯颜直谏，获罪于朝中小人，楚王听信谗言，将他一贬再贬。
这种奸佞当朝、忠良遭陷的话题，原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的老套套；而由此培养起来的中国人格的最高理想，便是能够通过辩诬，从而使自己得到君王和天下人的真正理解和重用，即便是死后，也能“大白于天下”
，得到昭雪。
因此，尽管辩诬最初源于政治上的需要，含有功利色彩，但它一经形成一种人格结构，也就成了一种内在化的人生目的，乃至于就连政治上的建功立业，最终也成为证明自己确实忠心耿耿的外部手段了。
的确，在屈原的诗中，正式评说政治上得失的地方很少，更没有形成像荷马的《伊利亚特》那样的“史诗”
，而几乎全是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自己纯洁高尚的心迹、抒发自己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排挤和迫害的委屈愤激之情。
《离骚》一开篇，诗人便表明了自己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出身家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他是古代帝王高阳（颛顼）的直系后代，其父亲的名字叫“伯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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