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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人，他不善察言观色、揣摩人意，他认为忠君就应当是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自始至终无不一片忠诚。
正是这种纯而又纯的赤子原则，虽为人们口头上所肯定和推崇，实际上却不能见容于社会。
但关键在于，社会对他的扼杀，却并不是以否定赤子原则的名义，而是以诬蔑他别有用心、图谋不轨、居功自傲的名义，也就是以他没有赤子之心的名义，这就造成了“辩诬”
的必要。
在这里，赤子原则是正、反两派人物所以立论的共同原则。
所以，屈原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赤子原则本质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行不通的（除非作为一张假面具），反而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没有使人（主要是使君王）理解他的赤子之心。
因而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永远令人屈辱、痛苦的人生义务，这就是“辩诬”
。
这种无穷尽的苦恼，就在于人心不能相通（“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抽思》）。
只有一死，牺牲那阻隔人心的身躯，才能有希望被人理解。
如果说，屈原死后终究被人们追认为爱国的忠臣而世代崇敬，也算是他的辩诬真的有了结果，那也只是因为他的死以及楚国的灭亡使其辩诬的实际意义已不复存在，人们可以抽象地以他为榜样来更好地维护社会所公认的赤子原则，从而不断地造就出一些遭陷害而有口难辩的忠臣。
屈原留给后人的是一代又一代络绎不绝的“替身”
。
当然，古今都有许多人认为，屈原其实也不一定要那么斤斤计较于辩白自己，更用不着自己走上绝路。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他以他的才干，满可以周游列国，另寻明主，甚至可以投降秦国，认敌为友，以“顺应历史潮流”
。
再大不了，他还可以学老庄远避尘世，洁身自好，以颐天年，为什么一定要寻死呢？据说屈原在行吟泽畔之际，就曾遇见一位渔父。
渔父问他，这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父劝屈原要随遇而安，“与世推移”
，世道既混浊，你可以让它更混浊，众人皆醉，你可以让他们更酣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这就是老庄的至理名言，叫作“不滞于物”
。
然而，这种“水性”
人格或“气态”
人格在屈原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自己是一块坚硬晶莹的美玉，决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主张一个一生清白的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终于“玉碎”
，或曰“吊死在一棵树上”
了。
其实，平心而论，屈原的确还有没想通的地方，或不够彻底的地方，这就是对于“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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