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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既然毛泽东认为解决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的阶段，所以他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就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居住之便，一道商谈遵义会议应当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等事项。
最后，他们又商议由谁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人发言，以及发言提纲等内容。
在张闻天看来，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己的兴趣是在理论方面，加之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没有参与具体的战争谋划与指挥，无论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还是具体的战役进行，都知之甚少。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是他诚服的军事家，而且毛也是第一位，同时也是自始至终反对最高“三人团”
错误军事路线的代表。
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代表他们三人发言的自应是毛泽东同志。
对此，王稼祥同志也是极力赞同的。
毛泽东却力主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发言。
他的依据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四人，排列顺序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发言的分量大些。
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
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
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
的中央纵队“三人团”
，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
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
，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
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
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
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
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
的提纲，在张发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发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
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
席上。
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
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
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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