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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
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发，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
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
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
。
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
。
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
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
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
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
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当博古接到“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之后，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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