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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案例警醒我们，无论多么辉煌和令人振奋的知识遗产都需要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
无论是庞大的中产阶级，还是因组织结构而确立的城邦身份，或者哪怕是欧洲城市的那种自治权，都从未在东罗马出现过。
皇座和祭坛的联盟牢不可破，却损害了所有精神上的自由。
其中最强大的阻碍通常来自“使徒一般的”
巴塞勒斯。
没有他的首肯，任何人都不能升为宗主教。
与西方国家不同，教士在这里不得担任世俗职务，这可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拜占庭教会的牧首从未罢黜过任何一任皇帝——只有牧首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MichaelKeroullarios，约1000—1058）曾尝试过，但他最终在流亡途中丧生。
直到拜占庭晚期，奥斯曼帝国日益崛起、炽如骄阳，拜占庭的国家疆域和皇帝权力都如冰雪般消融，牧首才获得了一些影响力。
帝国统治者的加冕礼是极其重要的仪式，如拉丁欧洲一样，皇帝在加冕前要宣誓保护信仰，而“东正教的最高牧首”
也要宣誓效忠皇帝。
巴塞勒斯只是国家的管理者而非统治者，仅仅是一个“专制君主”
（despótēs）[90]，这个观点只是皇权理念中的空中楼阁，与政治现实无关。
皇帝的特权从未经过任何基本的讨论。
东正教教会虽然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神学家，但却没有完整的神学体系。
因此，平信徒当然也可以释经。
就算巴塞勒斯对信仰问题发表评论，也没人感到有何不妥。
“既是皇帝，也是神父”
，人们曾这样评价教皇利奥三世，而阿莱克修斯一世被同时代人视作第十三位使徒，如同曾经的君士坦丁大帝。
马其顿的盛夏很快燃尽[91]，并没有点燃一场“伟大的复兴”
。
随着时间流逝，帝国丧失了维持地区秩序的实力。
拜占庭尚有余力压制一些民族，比如佩切涅格人，他们都告别了历史舞台；但对于在这片区域逐渐建立国家的其他一些势力，帝国不得不分散兵力，多线作战的局面让它疲于奔命。
即便是科穆宁的约翰二世（JohnⅡ，1118—1143年在位）这样的能君也只能延缓颓势。
在1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纷纷脱离了拜占庭的统治，匈牙利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继续扩大。
在南部，塞尔柱人遏制了拜占庭的势力；东部则盘踞着蒙古的钦察汗国。
1261年，尼西亚的希腊皇帝通过政变成功夺回了首都并以此终结了拉丁帝国。
[92]这是拜占庭在漫长的濒死状态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对于科学来说，铁器时代从来算不上黄金时期。
在末代王朝巴列奥略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人们经常效仿“第二代诡辩学者”
[93]，维持古典风格。
包括僧侣马克西莫斯·普朗德（MaximosPlanudes，1255—1305）在内的一批学者，致力于将拉丁文作品翻译成希腊文，例如奥维德的《变形记》或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
普朗德的作品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尤其在西方，他甚至出版过一本语法书，帮助人们学习希腊语。
此外，他还曾大量订购托勒密《地理学》中地图的复制品。
很少有人想跟着讲拉丁文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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