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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法兰克不同的是，这里的法律制度一直都在抵制教权化，这里仍然是世俗的孤岛。
而另一方面，北部的城市文员和公证人使用的术语表明神职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例如，在德意志北部，人们口中的“城市文员”
（clericicivitatis），就是指“城市神职人员”
或“城市教士”
。
在这里，普通市民也逐渐出现在了社区管理者中，尽管出现得较晚。
例如，汉堡在1236年出现了第一位没有宗教身份的公证人。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进行文学创作的律师，例如《来自波西米亚的阿克曼》的作者特普尔的约翰内斯（Johaepl），以及创作了1500多首诗歌的尤斯塔什·德尚（EustacheDeschamps，1354—1404），后者还是第一本法语诗论的作者。
其间，对于法学和科学的兴趣也在欧洲之外齐头并进，不断扩散。
例如，伊本·西那在16岁时就已经参加了有关法律纠纷的工作。
随着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阅读和写作技艺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鲁切莱（GiovanniRucellai，1403—1483）就曾表示，在他的工作中，最重要的辅助便是“可读的文字和上乘的墨水！”
。
然而，面向普通大众的法学最初只渗透到了意大利北部，并不仅仅因为那里的经济繁荣产生了这样的需求——毕竟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是：繁荣的城市公社和普遍适用的罗马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接受是始于这样的城市风景之中，即人们需要戴上眼镜、拨动算盘，从世界万物始于其中的“0”
开始计算。
一些学校非常受欢迎，它们可以为普通市民提供那些服务城市公社所需的技能。
教育的商业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拉丁文和一般书面用语越过了修道院和教堂的围墙。
凭借在修辞学、逻辑学和拉丁语方面所受的训练这一先决条件，民众尤其是律师不仅可以继续扩展罗马的法律，而且还可以探索遗落的古代文化中的其他领域，即便这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
出于训练的目的，他们可能已经在学校读到了《伊索寓言》、拉丁文版的《伊利亚特》，或是写作《加东格言集》（Distiis）——该书源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代晚期作家的道德教义。
创造了查士丁尼语录那样宏大内容的人们，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不是所有的都已经被写过了吗？同样是律师，比萨的勃艮第奥在其中一本译本的题词中谈及了其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希腊书籍提供了有关天上地下所有事物的物质存在的信息，包含了彗星、闪电和雷鸣在内。
这些书解释了为什么海水是咸的，以及更多的内容。
1300年前后，佛罗伦萨出现了这样一群公证员，他们除了翻译法国诗歌外，还把古代经典如奥维德、塞涅卡或维吉尔的作品转译成托斯卡纳方言。
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有律师专业背景。
放眼远方，他们类似中国宋朝的官员，都是受过高等文化培养的政治精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文化的繁荣。
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常常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学习科学和艺术，外交官和公务员写下了编年史和诗歌，古代为他们提供了关键词和形式上的范例，包括语法和修辞研究在内的培训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类工作的技能。
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撰写公证技艺的学术论文，翻译相关的希腊文甚至是阿拉伯文献。
他们不再仅仅为出身王侯的资助人写作，还为他们所属的市民阶层中的精英写作。
为法国文学的传入奠定基础的，主要是威尼斯以及与其有广泛的贸易关系的城市。
然而，游吟诗人们的骑士精神理想越发与这个贸易世界格格不入，市民们一边遭受着贵族仇视、血腥复仇和派系斗争之苦，一边笔耕不辍，进行着书信来往。
他们发现了西塞罗的道德准则，并在塞涅卡的宁静心灵中找到了榜样。
这些文字为面临困境的人们提供了建议，使其得以去面对命运女神的喜怒无常。
开启这个过程的人是布雷西亚的阿尔贝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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