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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著述里主张和平、正义以及基督教所倡导的市民间的爱，他所讲的精神将会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影响描绘中世纪城市公社政治价值的最著名的绘画舞台：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Lorei）在锡耶纳市政厅上讴歌“好政府”
的壁画。
第一批人文主义者
经由佛罗伦萨人布鲁内托·拉蒂尼（Bruini，12201230—1294），阿尔贝塔诺的政治诗歌得以继承延续。
拉蒂尼是佛罗伦萨分裂时期人民政府的执政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纠纷，最终不得不暂时流亡法国。
他将西塞罗的文本翻译成白话，从而确保了它们的传播。
他笔下的西塞罗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和共和自由的捍卫者，拉蒂尼本人也全身心投入其中。
因此，通过从古罗马时期以及自己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拉蒂尼用自己的骑士故事和英雄赞歌，对游吟诗人和小说家艺术做出了回应。
公民们看着自己的教堂塔楼所产生的自豪感，是早期人文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
这种自豪感来自对骑士文化的反对，以及在意大利城市社会中点燃的自杀式派系之争。
它的第一个代表是帕多瓦人洛瓦托·德·洛瓦蒂（Lovatode'Lovati，1240—1309）。
与拉蒂尼不同的是，这位公证人和法官延续了“古代诗人的足迹”
，主要用拉丁文写作。
他帮助故乡赢得了尊严和荣耀。
在一座弃婴之家的挖掘工作中，他发现了特洛伊城的安忒诺耳（Antenor）的遗骨，后者被视作帕多瓦的李维，是这座城市的建立者。
中心的石顶遮蔽着这位童话英雄的石棺，供所有人瞻仰。
自古以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在向欧洲人民讲述着自身的起源。
风流云散的不幸的特洛伊居民总得找个容身之所。
如此便可引出连贯的事件链条，并可以以此去追溯一切历史的源头。
正是这样一种被人文主义者乐此不疲地推广的模式，为无数的民族和城市找到了它们的开端。
例如，安特诺尔就曾在16世纪末被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安插进他的同胞族谱中。
然而，最初版本的《荷马史诗》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并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两部用拉丁文写成的古代晚期战争故事，它们是所有战争的见证者：克里特岛的狄克提斯（Dictyssis）的《特洛伊编年史》，以及自称“勇敢者”
（Dares）的作者写的《特洛伊战争史》。
但是，帕多瓦的安特诺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本应该为了和平而战，却为围困者敞开大门。
他本人则因为房子被入侵者以豹皮为标记而得以幸存。
洛瓦托，那个可以使《伊利亚特》中的拉丁裔英雄的辉煌都黯然失色的人，是自古代以来最出色的拉丁人之一。
“如果他不把《十二铜表法》与九个缪斯混在一起，不把他的注意力从天上的事务转移到宫廷的喧嚣中，”
彼特拉克评价说，“他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顶尖诗人。”
尽管洛瓦托的诗仍然受到法国风格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却吞吐着古代伟大人物的精气神，包括当时几乎被人遗忘的提布鲁斯（Tibull）和普罗佩提乌斯。
他的许多以古典风格写就的信件都抒发了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有一首诗歌描写自己所患的疾病，歌颂了生命的短暂和重生，指出生命的尽头是尘世的幸福，而非宗教的慰藉。
“看看这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绽放不过转瞬间，黑夜就会将他们吞噬自然毁掉了它自己的作品，并且悄然无声地将物质转变为新的形式。
我们不过是神的玩物，是他们双手的造物我们今天已不复昨日除了享受这幸福的时光，我别无他求若是没有甜美的东西，我愿甜蜜地死。”
同为帕多瓦人的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Mussato，1261—1329）走在洛瓦托铺平的道路上，虽然他是私生子又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但他还是在家乡成为备受爱戴的公证人和议员。
这位言辞犀利的城市公社自由的捍卫者，却总是陷入困境。
塞涅卡给予他慰藉，穆萨托的主要作品《埃切里尼斯》（Eis）正是受到塞涅卡的影响，描写了关于维罗纳的暴君埃泽利诺·达·罗马诺和他的家族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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