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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深层故事：回声测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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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0：汉斯·乌尔里希·弗兰克（HansUlrick），《铠甲骑士》，1643年，柏林，铜版画陈列馆
信仰冲突之幸
让我们再次回到象征世界历史冲突之地的卡诺莎遗址，这里曾有各方轮番登上竞技场：不仅有皇帝与教皇之间的争执，还有纯洁与污秽、宗教与世界之间的永恒矛盾。
该事件在发生时可能令同时代的人无比震撼，但在教会与国家、宗教和科学之间长期的分离过程中，它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刻。
“卡诺莎”
代表教会的巩固和崛起，也意味着神权的扩张：从亚平宁的城堡一直扩散到阿维尼翁、维滕贝格和日内瓦，甚至到达教皇庇护九世的避难地加埃塔城堡——这位频繁犯错的教皇还坚持把他的错误决定当成教义。
事实上，引发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正是教会——它插手世俗事务，带着政治目的和金钱欲望，犯下的许多错误都与宗教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的崛起”
必须经历宗教纷争之火的试炼，然后才能慢慢成形。
浴火重生的正是这只名为“现代”
的凤凰——它美丽得令人着迷，同时又带来恐怖的死亡。
西方不仅与拜占庭、伊斯兰和——可能——美洲古老的社会体系差异明显，与那些信奉佛陀、道教或者印度教诸神的社会也有很大区别。
他们对十字军东征这样激进的虔诚举动完全无法理解。
16世纪中叶，一位暹罗国王宣称他是身体的主人，但不能驾驭灵魂，因此他无法皈依。
亚洲主要宗教团体分散的组织形式几乎总是给予世俗势力更多重要性。
出于宗教目的而集结的军事力量非常罕见，比如日本“战国时代”
的教徒起义总是局限在某个地区。
亚洲的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动摇过帝国的统治。
远东宗教及其首领都受到国家权力的监视，拜占庭是这样，莫斯科东正教更是如此。
只有接近世俗权力的中心，他们才能得到一些影响力。
因此，婆罗门教徒——古代吠陀经的祭司、学者和托管人——在宫廷中担任政治教师和亲密顾问。
他们要维护各地百姓的利益，但不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而更像是贵族。
就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东亚也出现过迫害佛教徒和摧毁寺院的运动，但欧洲的君主在与教皇争夺任免圣职的叙任权时，会把僧侣看作统治者的强大对手；而在东亚，僧侣仅仅被看作这些行动的受害者。
在第三大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宗教和世俗权力似乎也是纠缠不清、不可分割的。
哈里发被认为是信仰的保护者、通往麦加的朝圣之路的守护者和正义的守护者。
作为先知的追随者，他们把皇帝和教皇的权力集于一身，随着时间推移，不太重要的权贵也可以扮演这一角色。
因此，宗教与世俗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
“幸福的亚洲，幸福的东方统治者，他们不怕臣仆的武器，也不担心主教的阴谋！”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曾经痛苦地见证教会的无法无天，因此发出这样的感叹。
伊斯兰教不会为了强迫“异教徒”
皈依而发动战争。
此外，伊斯兰教也远远不像基督教那样疯狂地迫害异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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