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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次例外，这一论断绝对符合事实。
穆斯林征服者的克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有关。
容忍被征服的“异教徒”
继续他们的信仰，是为了顺利统治赢得的土地。
一个伊斯兰国家是否纵容其他信徒，取决于权力掌握在温和派还是怪物手中。
被蔑称为“卡菲尔”
（kuffār）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可以得到一个“受保护民”
（Dhimmi）的身份，这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有所保障。
“受保护民”
必须缴纳特税，这让皈依有了强大的吸引力——结果就导致许多人受到资本利益的钳制。
非穆斯林在信奉其他宗教时自然有不少限制，衣着打扮常常就让他们格格不入。
无论如何，他们的处境要比天主教欧洲的宗教少数群体好很多，也好过美洲及非洲的“异教徒”
。
同时代的阿尔贝里科·真蒂利就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宗教宽容的典范，他认为宽容对权力政治大有裨益。
印度经历了两种处理宗教多元化以实现融合的方式：宽容，以及强硬的伊斯兰化。
在莫卧儿皇帝治下，伊斯兰教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变体，吸纳了印度教传统。
阿克巴免除了对“异教徒”
通常会收取的特税，他提出了一个美丽的口号：“普遍和平”
（Sulh-ikul）。
阿克巴的继任者贾汉吉尔虽然是一个坚定的穆斯林，却仍然延续了这一方针。
王朝后期，“印度的腓力二世”
奥朗则布转而推行严苛的宗教政治，例如他下令摧毁印度教寺庙。
他无法将征服的土地融入他的帝国，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严厉的宗教政策。
在他去世之前，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就已经开始。
在拉丁欧洲天主教地区之外，很少出现精神与世俗力量的角逐，也很少出现宗教战争，原因之一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它既无所不能，又要求掌握政治霸权。
哈里发、苏丹和以前被古希腊人尊称为巴赛勒斯的国王都把世俗统治与祭司职能集于一身。
莫斯科的沙皇也根本不听从宗教长老的命令。
拉丁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也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涂抹过圣油，这让他们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死亡；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通过触摸治愈了病人颈部的疮。
但这少量的神职工作完全不能与远东许多统治者的萨满角色相提并论。
有些皇帝喜欢说自己是天神后裔，比如罗马皇帝；日本天皇也宣称自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传人。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崇拜神祇并通过传统仪式保持天界与尘世的平衡，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神圣事务和国家崇拜的部门从旁协助。
中国天子的权力也是基于他们对仪式的掌管。
蒙古帝王甚至清朝皇帝都有点像基督，他们扮演着菩萨的角色：这是一个善良的神，他想成佛所以致力于参悟，但他迟迟没有涅槃，而是行走人间普度众生。
哈奄·武禄（HayamWuruk，1334—1389）是爪哇岛上满者伯夷国最重要的统治者，他甚至被看成湿婆和佛陀的化身，同时也是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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