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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前后的疆域甚至不到哈萨克斯坦面积的一半——充斥着几百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政治体，它们通过金钱、武器和外交手段维持新的平衡或相互战斗，对文化和科学投入大量资金并资助学者和发明家。
从彼特拉克开始，修辞学越来越普及，这反映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争论的氛围。
在保留下来的超过1000本的古籍手稿中，没有哪本著作能超过《献给赫伦尼厄斯修辞学》（RhetoricaadHerennium）。
我们可以看出，谈话艺术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有非凡的重要性。
在欧洲之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以相似的热情钻研修辞理论。
修辞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欧洲小得多，几乎没有出现在公共场所。
在穆斯林社会也是如此。
修辞学——伊本·西那曾经如此评论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争论提供指导，相反，它更应该用于传播已知的真理。
在阿尔·法拉比的模范国家中，统治者是先知、哲学家和伊玛目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是美德的化身。
因此，他首先要掌握修辞能力，因为他的任务是向普通百姓传播他的智慧。
与之相反，波利齐亚诺强调修辞学在政治往来中的用处：“用语言说服你的同胞为国家的利益行事并避免去做对国家有害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用和富有成效吗？”
因为拉丁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人们总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资助人。
而且，谁想出版一些敏感棘手的书，总能找到一个避难所。
如果在一个小国或一个城邦无法安身，总能找到另一个宫廷或另一座教堂塔楼，往往需要不到一天的旅程。
布鲁诺最后也只是运气不好，当时他前往以自由闻名的威尼斯，但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并找错了赞助人。
伽利略可以在阿切特里高枕无忧继续研究，并在莱顿出版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那里是许多前卫学者的避难所。
政治分裂、多元化和创造力这三者似乎与创造力、中产阶级和强势的平民三者一样，都有着密切关联。
自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拉丁欧洲再也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货币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驯服了战争。
与非洲、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不同，拉丁欧洲自10世纪以来一直没有遭到入侵。
只有欧洲体系内部的变化，例如，一些国家扩张，相应地另一些国家萎缩。
永久的竞争迫使它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复杂的多样性——昂贵的机构、官僚体系和更昂贵的军事，即使边际收益下降。
欧洲人拥有对真正重大的创新不可或缺的东西：时间——非常多的时间。
研究和推动范式转换需要时间。
多元化的拉丁欧洲总有某个地方能保持创造性，积累知识并将其代代相传。
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在宗教方面分歧明显，但多亏了超级语言拉丁语和超级媒介印刷术，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对话空间。
在古登堡之前，技术知识已经在半个欧洲传播——波西米亚从威尼斯学到如何生产优质玻璃——但知识的传递从没有这样令人目不暇接，而这种速度一旦开始就不断加快。
在这里要重申爱因斯坦的强烈观点，如果没有印刷术，那么引发工业化的创新潮根本无法想象。
17世纪初，报纸成为聚拢公众的新形式：先在斯特拉斯堡，然后从1631年起《宪报》在巴黎发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报纸处处可见。
通过书籍和期刊，大陆上的知识文化兴起，如果没有它，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诞生。
例如，正是因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在1556年出版的关于采矿业的新书，才使得活塞泵的构造从萨克森和波西米亚传播到整个欧洲。
在这套书和之前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矿井狗”
——一辆从矿井向外运输废料和矿石的车子，它是后来铁路的雏形（插图82）。
它让人们懂得在轨道上牵引车辆的原理。
虽然阿格里科拉的著作只有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版本，但如何把数不清的技术术语用通俗的话表达出来，这个难题几乎无法解决。
不过，书中的木刻版画大多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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