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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过了。
关于“温故知新”
，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行。
德行难道可以向外去探求吗？知新必然经由温故，温故了才能知新，这也证明了知行功夫并非两个。
“博学而详说之”
是为了“返回到简约中去”
。
如果没有“反约”
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舜“好问好察”
，就是以中和的方法使其心体达到“精研专一”
于向往大道的心。
所谓道心就是良知。
君子的学问何时离开了处事作为、抛弃了论辩谈说呢？但是君子从事于处事和论说，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为了实现自己本心之良知，而并非像世人只会夸夸其谈就认为这便是知，将知和行分作两件事，然后说什么下功夫有先后次序。
【度阴山曰】
第一，君子的学问从未离开过处事作为，从未抛弃过论辩谈说。
第二，君子处事和论说，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为了实现自己本心之良知，而并非像世人那样只会夸夸其谈，然后认为这便是知，还将知和行分作两件事，说什么下功夫要有先后次序。
第三，经典上所有的方法论，都是为了知行合一，都是在致良知，良知之外更无知，心学之外更无学。
第四，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的“一”
就是忠恕，忠恕就是致良知。
如何进入大同世界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
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
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
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翟看似仁义，乡愿看似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辅佐摄政，这些事迹散见于史书却无从考证，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从古至今的事变、礼乐名物度数都没有考察认识，如果国家要设立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仪式，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说的‘生而知之’，就是理和义。
其他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等事，必须学习后才能知道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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