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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切的认知活动与实践结合起来，正是教人勿要枯守义理，而要于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中发见真知。
正如王阳明尝举之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到美色自然会喜欢，并非将见的活动与喜欢的感情分开来，闻到恶臭自然会厌恶，并非先闻到恶臭再有厌恶的感情。
恶的知觉活动与厌恶的行为并不分离。
因此，在个人修养的问题上，王阳明强调：功夫即本体，将知视作为本体，那么行的功夫也自然蕴含于其中，两者相即不离。
（三）致良知
王阳明曾言及：“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致良知的思想可以在儒家以往的文献中找到十分切近的来源：一则是《孟子》提出的“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
，另一则是《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的“致知”
二字。
朱子将“致知”
理解为在事事物物上探求物理，而王阳明则认为“致知”
就是致吾心之良知。
此处所谓“致”
不再是朱子所谓的探求、考索之义，而是将“致”
字解读为通达（即“至”
）与推行的含义，所谓“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
。
在天泉证道时，王阳明所提出的“四句教”
更是将致知的功夫与正心、诚意、格物贯通起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认为心体无善无恶，正心的功夫即是要维持心体的中正平和，不受任何善恶之念的干扰；认为意念有善有恶，那么诚意的功夫就是要切实地去扩充善念、遏制恶念；将格物理解为为善去恶，即是将自身为善去恶的意念扩而充之，作用于物。
在此意义上，正心即是诚意，诚意即是致知，致知即是格物。
四者并无决然的区分，而仅仅是条目的不同。
在《大学问》中，王阳明将这一思想阐发得更为清楚明白：“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
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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