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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265]。
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教[266]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
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
,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呜呼!
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
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呜呼!
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
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
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
不亦拘滞而险艰乎!
呜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翟看似仁义,乡愿看似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辅佐摄政,这些事迹散见于史书却无从考证,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从古至今的事变、礼乐名物度数都没有考察认识,如果国家要设立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仪式,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说的‘生而知之’,就是理和义。
其他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等事,必须学习后才能知道是否可行。
这已经可以认为是定论了。”
你所说的杨朱、墨翟、乡原、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分别,与前面提到的舜和武王的事迹类似,大体上可以类推。
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讨论良知之说时用了规矩与尺度的比喻,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立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
不过真的说起恐怕很冗长,姑且就你信中所及讨论一二,多少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明堂和学校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月令》篇和汉儒的注疏之中。
《六经》《四书》中并未提及。
难道《吕氏春秋》的作者和汉儒要比三代的圣贤还贤明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尚未被毁,即便在周幽王、周厉王的时代,周代的明堂也完好无损。
尧舜的时代,人们住着茅草屋,垒土做成台阶,明堂的制度尚未完备,但这并不妨碍天下的治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明堂,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一样,但对于时代的祸乱也毫无补救。
为何会如此呢?这难道不是说“以仁爱之心推行仁爱之政”
,即便茅草屋、土台阶也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以暴君之心推行暴君之政,虽然设有明堂,也不过是暴君施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与大臣讨论建立明堂,武则天毁了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的时代天下是治还是乱呢?
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为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
然而三代的学问,以彰明人伦为目的,并不先考量其样子是否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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