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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记载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声威权威能镇住皇帝者，当然不可容留，霍氏家庭的灭门之祸，正是始于霍光陪同宣帝乘车一事啊”
。
石崇是西晋文学家，他任荆州刺史时，曾纵容部下拦路抢劫客商，得了很多财物，成为巨富，他生活奢侈，连晋武帝的舅舅王铠也望尘奠及。
石崇与王铠曾多次想着法儿比富；王铠命家人用米酒洗锅；石崇就让家人用白蜡来当柴烧。
王铠为带妻妾出外游玩，所经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丝布来围成一条有四十里长的临时“胡同”
，让老百姓能闻其声不见其人；石崇听说后，则命仆人用五彩绵缎围成了另一条足有五十里长的“胡同”
。
王铠在比富的路上老是输给石崇后，惟有向晋武帝求援，晋武帝就将国库中收藏的惟一一件外国进贡来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铠，想为自己的舅舅争回一次光，殊不知石崇见后，故意将这珊瑚树打烂，并让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为富丽的珊瑚树来赔给王铠，令其目瞪口呆。
由此可见，石崇的财富有着国库的财富也无可比拟之处，最终，正是财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尽遭灭门之灾。
史载石崇在刑场上叹道：“这同那些下贱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财富利益了。”
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财富，旁边有人回敬他说：“你知道过多的财富可招祸患，为何不将这些财富早些分给百姓呢?”
石崇这才哑然无对。
平心而论，韩信可称为西汉的开国元勋，霍光则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辅政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西汉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陆机和石祟都是在自己的时代里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罪不当死，但历史事实却与此相反。
这样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缺乏谦逊的种种处事方式及表现，成了导致他们悲剧的直接诱因，他们才华盖世，权势在握，但都在为人处世方面缺了一条心弦。
洪应明认为，船只张“五分”
（二分之一）帆却能平安地驶行，容器只注“五分“水却能稳妥地保持着平衡，对于个人如何更好地处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平衡，是一项很好的启示。
具体到个人如何待人接物，同样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为人之事，同样也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这就是为人处世时，能绕避祸患的“五分法”
。
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饮酒莫成酩酊”
，是为了防止酒醉之后的失态，防止在某些不相应的场合讲出不应讲的话来：之所以要“看花慎忽至离坡”
，是为了防止在身处灯红酒绿、花绕锦簇的繁华世界时，出现心醉神迷，丧失了把持自我的意志。
细细想来，这可谓是经验之谈。
否则，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免出现《红楼梦》中王熙凤的那种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从上面提到的历史人物做法中，我们似乎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些道理：人虽有才，却不可以自耀，不足以自夸。
就如同人有一大笔财富一样，需要时把它取出，可以解危、解难、办成大事；不需要时取出炫耀，只会招灾惹祸。
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知道在何处表现，而不是处处都要表现；应该懂得在何时表现，而不是时时都去表现；应该明白在何人面前表现，而不是在人人面前都要表现。
不自耀并不是有才华而不用，而是要像博士T9样脚踏实地地使用，让人承认你的真才实学；像植物学家那样巧妙地使用，使你的知识真正受益于人；而不是像杨修那样不知死活地表露；也不是像那位“聪明爸爸”
那样如此“聪明”
地滥用。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
。
才智的使用也是如此，用到好处，应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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