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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探讨汉武帝的法治思想离不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汉武帝继承了先秦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是突出的。
武帝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
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武帝批准了。
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处决他，又请示武帝决处其罪。
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
’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
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仇，诛不择骨肉。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
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
汉武帝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可以说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武帝执法严明，如方士栾大，在乐成侯丁义的推荐下来到了武帝身边，靠诈骗博得了武帝的信任。
武帝赏给他大量财富，并封其五利将军、天道将军、乐通侯等官、爵，授其六颗金印，还把自己的女儿、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了他。
但后来武帝发现了他的诈骗活动后，坚决处死了他，并对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也判处弃市。
王船山就此事说：“乐成侯丁义荐栾大，大诈穷而义弃市。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诫，小人之福也，惩一人而天下诫，国家之福也。
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尝试也。
义诛，而方士公孙卿之宠不复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显赫。
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谀（奉承）之人也。
故刑赏明而巧言谀媚之人收敛。
武帝**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王船山称赞汉武帝的严明执法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甚而说武帝最后没有亡国，就依赖于他的执法严明。
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武帝不分亲疏贵贱、公正执法，确实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汉武帝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
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势必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为此就需要增订法律，严明赏罚，以推动事业前进。
《汉书·刑法志》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
这次条定的律令特点是：
法令文深、严酷：《汉书·张汤传》说“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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