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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文质彬彬的文学之士了。
从上述内容可知，武帝时兴办了太学，太学的老师就是儒家的经学博士，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遗派的博士弟子五十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
地方派遣生。
这两部分学生学习一年后要经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黜。
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增加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加至三万人。
地方办的学校以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最早。
武帝时，令郡国“皆立学校官（校舍）”
，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
汉武帝即位后，通过诸如《举贤良对策》活动、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和使地方学校得到普及等，促进了教育与儒学的发展及使儒生加入国家官吏集团。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为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渐）盛，支叶蕃（多）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兴办学校之举不但为当时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要改革，要前进，就需要通过法治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此外，“法治”
作为一种治国的重要方法，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
这就是汉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很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有的学者指出，周代的礼，也包含着法。
春秋战国随着法家的出现提出了法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二是公正执法，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韩非子·问辨》）。
这就要求以法治国，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韩非也称这一学说为“刑名之术”
。
他认为，具体的法令条文叫名，依据法令条文进行赏罚叫刑。
名是刑的根据，刑应合乎名。
这就叫“刑名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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