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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封元年（前110）到太初四年（前101）为第二阶段。
历经了元封、太初两个年号，这两个年号都有标志政策转变的含义。
元封以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其意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
，既然如此接下来实行政策转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太初以颁布太初历而得名，实行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的改制，标志着要除旧布新、改弦更张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好时机。
这十年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农民起义与战争的失败还未发生，故此，这正是转变政策的大好时机。
这时武帝为什么没有能实行政策转变呢?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说：“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和）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
接着又遣使告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关。
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
这就是说武帝要求匈奴“臣服”
汉朝，单于震慑于汉武帝的威势，没有前来接战，也没有“臣服”
。
自此之后，汉武帝想通过和谈让匈奴“臣服”
，这时政策上的一个调整，这一点可从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汲仁、郭昌率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看出，因此事朝臣争言水利，若顺其发展，就会走上重农、富民为中心的路线上去。
但是，汉武帝又因两方面的事情又促成了他继续出兵：
一是边境不断发生事情，有发兵的需求，如西南夷方面，侵犯汉使吏卒，元封二年派郭昌击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这年朝鲜派兵击辽东，杀辽东都尉，武帝派杨仆等击之，次年朝鲜降，置四郡。
元封六年，益州郡昆明地区反，武帝又派郭昌击昆明。
二是“西蛮北夷，颇未辑睦”
。
西域各国原为匈奴属国，汉朝使者通西域后，有的国家阻拦、攻掠汉使，于是有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破楼兰、车师之事。
自元封六年（前105）汉朝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武帝想通过和平争取西域，此时却发生了大宛不与汉使买卖天马，并设法杀汉使取其财物的事件。
导致了从太初元年（前104）秋开始至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两次伐大宛虽取得胜利，但耗费巨大，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自天汉元年（前100）至后元二年（前87）为第三阶段。
此阶段共十三年，经历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四个年号。
武帝开始用年号为一个年号六年，太初改制后一个年号四年。
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西域各国臣服，武帝没有抓紧时机转变政策。
天汉元年（前100），汉朝和匈奴和谈失败，汉使被匈奴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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