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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比较文明，声色俱厉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动手打人，令被运动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见。
至少1957年打右派时，虽说右派是“打”
出来的，但鄙人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
被唾弃者的唾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搞车轮大战，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
到十年“文革”
期间，就完蛋了，说是“文革”
，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革”
，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
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
了。
所以，我对“文革”
中遭难者，便有“感同身受”
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张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
估计老先生在“武革”
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
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模的斑渍。
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
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捆绑在一块，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蚂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永远没机会说了，所以，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
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谈话中：“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
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180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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