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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
，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
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
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
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
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
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苏轼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
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
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
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
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
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
“悉取焚之。
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返取余家致之南都。”
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宋史·鲜于侁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
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
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
’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
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
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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