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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
《儒林外史》这部讽刺之书，除了具有“以公心讽世”
的伟大主题思想和巨大文化容量外，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将中国讽刺小说提升到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的地位。
关于对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评价，我觉最为言简意赅者，莫过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中那一段文字：
敬梓之所描写者……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引，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之世相，如在目前……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犹嫉之。”
（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及以制艺之所以可贵云……《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
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直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
中实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
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至叙范进家本微寒，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犹，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此外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
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反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
（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进一步说：“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作的。
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生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
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倘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
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
其书虽是片段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好的了。
一直到了清末……有李保嘉用南亭亭长的假名，作了一部《官场现形记》。
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多了；……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作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黑暗面，常常夸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
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艺术上的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称为绝响。”
茅盾先生在《谈我的研究》一文中说：“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固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
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美国著名学者亨利·韦尔斯也大加赞美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为不争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刻划中国文人阶级及广泛社会众生相，实无其右者。
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因此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成为全世界的璀璨名著，是我国清代文学中较早出现外文译本且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
吴敬梓的名字，已同他的《儒林外史》不朽于源远流长的华夏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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