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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持有异议而已。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
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
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
。
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
，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
王安石此人绝对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这样，把一个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
的“拗”
，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
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
王安石也逃不脱。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
王安石会“嘿嘿”
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三不足”
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
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
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
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
这几句话，颇有“文革”
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
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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