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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
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
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
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
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
“文革”
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
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
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
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炊，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
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
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
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
’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
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
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
用人不当，贻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炊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
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
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
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
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
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
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
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回转的馀地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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