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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
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缩微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
所以，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出缺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
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即前不久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点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
此公熬鹰似的熬了二十四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
，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
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
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
所以，他的“逆潮流”
的思想，和说“不”
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
重温斯汤达笔下这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四百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
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媛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杖，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体制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着他的欲求。
这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来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门，尤其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
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
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无不达到极限地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
试想，他应乡试，二十六岁；到河南，三十岁；迁南京国子监，三十四岁；进北京，三十八岁；赴姚安任知府，五十岁。
这个年过半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
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馀，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
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
，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
但却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
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
并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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