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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会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事，告诉那位识字不多的宣读者，如何念这个鬼字。
机关在东单三条，出口即东单大街，有一家中国书店，那天午休，我专门跑进去翻找龚定庵此诗的出处，费了好大功夫，终于在旧书堆中，查出这首七绝。
天哪，作者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无数，道士乞撰青词。”
这是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青词，不是烧给玉皇老子的吗？迷信色彩很重的东西啊！
明代的严嵩，写青词的高手，凭这一手绝活，才把嘉靖皇帝哄得团团转的。
不过，领袖喜欢这首诗，自然是取其革命精神；至于诗的背景，大家都很聪明，一概略而不提。
收在《己亥杂诗》集中的第一百二十五首的七绝，一时间，其知名度，超过孟浩然那首妇孺皆知的《春晓》，于是，毛喝彩的这首七绝，家弦户诵，毛心仪的这位诗人，家喻户晓。
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恨不能与旧诗，旧词，旧戏，旧歌，旧思想，旧语言，旧文化，旧习俗，一刀两断地革命到底，没想到伟大领袖心目中还有一个龚自珍在，我猜测，这对文化部门决定政策的人，多少有些影响，遂网开一面，不斩尽杀绝。
这恐怕是旧体诗词，历经政治运动还能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的原因，细想想，定庵先生这首七绝，功莫大焉！
毛写诗，讲气势，一句“俱往矣”
，数千年一笔带过，何等魄力。
而龚的诗，汪洋恣肆，不可一世，健笔孥云，别开生面。
两人在诗的构思着力点上，估计有很多相投共鸣之处。
毛对这位短命诗人，于其思路之开阔大气，意象的丰赡奇瑰，行文之大胆吊诡，用词之趋异厌常，大概很引为知己的。
这才将其名句写进那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的按语中。
那时我是个小青年，有时生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呆想，假如龚自珍晚生一百年，或晚死一百年，有资格与伟大领袖唱和的，恐怕只有他独占鳌头，柳亚子，郭沫若，是上不了台面的。
柳的词，郭的诗，根本无法与龚定庵相匹敌。
但是，到了我自己有了点年纪，吃了点苦头，命悬一丝地受了点熬煎以后，看到柳亚子，尤其是郭老（人皆如是称）他们每况愈下的诗作，便觉得龚诗人既不用晚生，也不用晚死，还是做他那个时代的龚定庵好。
当然，清代人口平均年龄比现在低，但年过半百，就呜呼哀哉，老天爷对待天才也忒苛刻了些。
不然，他还会写出多少脍炙人口的好诗来啊！
说来说去，文人最怕什么，一怕生不逢时，二怕短命归西，后者比前者犹甚。
龚自珍为什么不走运，就是这两怕，都赶上了。
既没有碰上赏识宠遇他的皇帝，也没有碰上恩渥宽限他的阎王，一口气上不来，不明不白地暴卒了。
所以，反右和“文革”
期间作家的自杀率，比之东洋，比之西洋，要低得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生命特别结实，而是相信生不逢时犹可待，一命呜呼全玩完，再好的死，也不如再赖的活。
这就是中国文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看起来，大家都并不傻，即使傻，也是装傻，只有像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少数几个人，才迂腐得实在想不开，走上了绝路。
龚自珍和我们后来人一样，也是活得很聪明的中国文人，有贵妇可以勾搭，他绝不缩手；有考官总不赏脸，他绝不上吊；有女人送他栀子花，他绝不推却。
上帝总是把后背对着他，从未向他展现过笑脸。
这个倒霉蛋，尽管非常有才华，有学问，有抱负，有志向，却一直受到冷落，整整五十年。
他在《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词中，就形象地描绘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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