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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部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我开玩笑地问他，五楼可有畸笏叟在，他说，有人送稿件来，有人取稿件走。
上家是谁，下家是谁，都很懵懂，很有一点地下工作的劲头。
不过，有时候，已写好的某一集，又从一楼、二楼传上来，重新改过。
他说，也许五楼会有什么脂砚斋之类的权威，如导演，如老板，因为有时候能闻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在那里终审，自然有资格“命芹溪删去”
，这样，楼下的他们就得返工。
听到这里，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
同时，我也想到，香山黄叶村那里，在曹雪芹与脂砚斋中间穿针引线者，跑来跑去，脚都跑肿了的，当为史湘云莫属了。
幸好张爱玲考证出来，大观园里那些女孩子，执行满洲风俗，不缠足。
虽然这位最后孤独死在美国的女作家说：“《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
但她并不特别反感“集体创作”
说，令我纳闷。
后来，我终于悟道，她在美国新闻处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写作机器的。
胡适、俞平伯则不然，胡一号倡“自传说”
，认为小说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某种联系，但从未断言字字有据，事事皆真；从未断言《红楼梦》即曹雪芹的家传，可当信史来看的。
而创史湘云为脂砚斋说的俞二号，也始终未敢大言不惭他这判断百分百地准确。
这两位，固然是红学家，其实更是文学家（这一点非常非常地重要）。
红学家可以想当然，文学家则懂得作家的写作，与照相馆里按快门的师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很难想象在黄叶村伏案疾书的曹雪芹，身边有脂砚斋这样一个小舰队的事实。
为什么当下的红学家会如此确信不疑呢？我认为，这不是红学家的错，除了以上这种电视剧工厂化生产的启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中实行的抹煞个性的集体创作方式，也把红学家们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队劳动改造那阵，曾经在苦水区修过路，当地老乡喝到我们深井打出来的甜水，咂咂舌头，倒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似的不以为然。
这就是惯性，谬误被习以为常以后，正确就会视作反常。
他们以为纠合几个笔杆子，关在宾馆或者招待所里，进行集体创作；以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是天经地义的创作方式。
样板戏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朝霞》时期的什么《虹南作战史》等热昏作品，也是这样出笼的。
“大跃进”
那阵的《红旗歌谣》，更是早期集体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
。
除了郭沫若、周扬这两位编者的大名外，绝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为谁。
在过去五十年里，小说、戏剧、诗歌，很多都是这样以集体创作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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