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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也敢扔掉饭碗。
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时下的红学家除了穿旧鞋，走老路，陪着脂砚斋一条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原因所在。
功夫在书外，这是从有《红楼梦》研究起的一条歧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也是离《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的路。
我们仔细回想红学研究中的几个大热门，诸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脂评本和线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宁织造和李煦家族，敦诚敦敏兄弟和香山，辽阳包衣和丰润曹氏，曹雪芹著作和手迹，西山故居和通县张家湾墓碑，等等等等，都和《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无太大的关联。
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楼的疑窦，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结合，怡红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残迹，两套年龄体系的谬误，列藏本、蒙古王府本的差异，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脱榫……也与作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的高度艺术成就，无直接的干系。
但所有红学家仍孜孜不倦地发掘，都希望挖出一个金元宝来，无不乘兴而来，扫兴而去，或者，从此在红学迷宫里走不出来，一直到死拉倒。
数十年来，有了红学，客大欺店，也就完全削弱了《红楼梦》；有了脂评，喧宾夺主，也就冲淡了曹雪芹。
我记得利希滕斯坦的《格言集》里这样说过：“世上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工作，大多已由莎士比亚本人完成。”
据《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说，歌德盛赞莎士比亚，这位大师承认，“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谈得出的全不恰当。”
然而在中国，没有一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除外），表现出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
你能指望这些小师们，从后院垃圾堆里跳出来吗？
我一直认为引得红学家走火入魔的脂砚斋，大概像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
如果真是这样，《红楼梦》岂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开的夫妻店里的产品？
这类滑稽透顶的笑话，都是以今人行事的准则，去度量古人的结果。
只有在市场经济、追求钞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妻子写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顺风车，儿子成了神童，老爹也成了老王卖瓜的抓钱一族。
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
古人也有小人，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的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君子风大于小人气。
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为他当家做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
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
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也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里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
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
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密化的，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
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
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
我的一位年轻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
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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