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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
诸多带“胡”
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葫芦、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唐称外国人为“胡人”
，与近代称外国人为“洋人”
，是一回事。
从西域来，故曰“胡”
；从海上来，故称“洋”
。
很长时期内，人们习惯把“洋货”
叫做“舶来品”
，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
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
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
七十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的传记。
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
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得到。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
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
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
《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
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
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
“文革”
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质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
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咸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
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块。
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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