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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骚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毛主席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实。
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
，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
的文学功力。
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
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
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
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奸臣传了。
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
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
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珅之类不计在内。
在政府官员的贪污犯中，严嵩父子很有希望夺冠，而跃登榜首。
在《二十四史》的各史中，对唾弃之辈，如奸臣、佞幸、酷吏、乱贼、宦官、阉党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
很奇怪的一点，独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使我纳闷不已。
是因为历代没有贪官呢？抑或由于贪官不多而无此必要呢？这当然不是理由。
中国的贪污文化或传统，可谓绵绵不绝，源远流长。
有一则笑话，说旧时，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在职期间搜括的钱财，全部装车运走。
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走到末尾的那辆车上，发现还坐着一个小老头，便问，你是谁？小老头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
这位官员颇为惊讶，便说，土地爷，我已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这位土地苦着脸子说，老爷！
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跟谁？
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四海之内，不贪不官的现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贪污犯。
民谚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在一个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内，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贪污之官，比比皆是，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倒莫如搁笔不记了。
如果全是清官，只有一个贪官，记史者可能有兴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种，也就只能让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者，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了。
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东吴顾雍不喝酒一笔，初读时，甚不解，不喝酒有什么稀奇，但读到孙权这个大酒鬼，谁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还要发脾气。
便知道当时喝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不喝，还敢抵制，这种罕见的例子，才使陈寿觉得有付诸于史的必要。
因之，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的传，肯定恪尽职守，公平正直，爱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员，实在稀少的缘故。
而至今尚无一部《贪污史》或《贪官列传》出现，恐怕与历来贪官多如牛毛有关，若我是一位记史者，一天到晚写不完的贪官，也会倒胃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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