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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场恶少”
、“四条汉子”
……诸如此类的评论，对某些作家起到“定谳”
的作用，但评论就是评论，评论只不过是评论，如此而已。
与落在丁克辛头上，落在萧也牧头上，落在五十年代“右派作家”
头上，那一篇篇血风腥雨的声讨，有着天壤之别。
鲁迅的文章再厉害，对手詈其为“绍兴师爷”
的刀笔，有置人于死地的“歹毒”
，又如何呢？未见鲁迅将谁关起来，给谁戴上帽子，把谁送去劳改，宣布谁的作品为毒草。
这也许是新文学运动早期，先是北平，后是上海，出现的大活跃，大进展，构成今天我们称道的现代文学的大繁荣。
不能不看到二三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冲激、互动、砥砺，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文学的自由气氛，作家的平等精神，争论的民主风度，宽容的思想境界，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繁荣昌盛的起码条件，文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后来人以史为鉴。
我不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是以什么为准？那是史家的课题了。
但窃以为，从文学评论，具有决定作品生死，决定作者存亡的权杖作用起，只要这个最鲜明的批判特色存在，便是当代文学。
因此，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段经历，虽然发生在解放前夕，与更早一点的，于1943年延安整风对丁玲、王实味的批评，基本上已经属于当代文学的先声。
因为，那手法，那动作，那措施，那政策，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改变。
后来，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后来有那么众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
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哪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可是能在评论中“左”
得可怕，“左”
得吓人，只要不在乎别人眼中自己的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评论的权杖作用，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峰。
江青为姚文元正告天下，他是我们党的“金棍子”
，结果，和这根金棍子一起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没完没了地破下去，一直破到中国成了一片文化沙漠为止。
评论等于权杖的美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头。
谢天谢地，文学史上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故事讲到这里，不禁呜呼，真为最早倒在评论权杖下的丁克辛、萧也牧之流抱屈，如果他们减去五十岁，给他今天这种写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我想，他们会万分珍惜，绝不会写时下流行的拆烂污文章、下三烂的作品，这也是经过严冬的人，定会把握住明媚春光的必然。
不过，我也替他们担心。
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评论家最光辉，最得意，叱咤则风云变色，跺脚则地动山摇的权杖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但评论家与物质利益挂钩，与商品经济挂钩，与五张老人头或者十张老人头的红包挂钩，与**裸地讨价还价，要么上床，要么付费的交易行为挂钩的时代，正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到来；这两位老同志能适应么？
我不知道，吃供给制的、口袋里只有几张边区票的丁克辛、萧也牧，是不是打点得起当下那些要桑拿、要小姐、要KTV包间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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