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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
，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
所以，“慷慨任气”
，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
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
，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的共鸣。
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
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
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
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
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数千年过去，本来的浓，会渐渐地淡，本来的淡，会渐渐地消失，如今谈起建安文人，仍挂在嘴上的这些名字，也就只有“融四岁，能让梨”
的孔北海了。
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三曹，长居霸主位置。
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
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北地称伯的陈琳，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曾经很浓过，浓得化不开过，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
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本来也许就淡，淡到后来，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但是，三曹所营造的建安文学的包容格局，所形成的建安文人的个性色彩，对于中国文学所起到的表率作用，先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否则，只有屈原和司马迁，而没有阮籍和嵇康，只有站岗的莎士比亚，而没有不站岗的莎士比亚，那一部文学史，恐怕就不会这样丰富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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