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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操的这一手，自觉的行动也好，不自觉的行动也好，“善莫大焉”
。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
他的诗写得有气概，他的文写得有声势。
而且，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很多情、很讲朋友和义气的诗人。
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写得让他感动，更重要的，她父亲蔡邕是他的朋友。
而且那是一位大学问家，他要求回汉的蔡琰，将她父亲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这种对文化、对文学的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态，也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怀。
应该看到，他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黄河流域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
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
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主流和非主流文人竞相为之的目标。
因此，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
尤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文化低，素质更低的皇帝，便以扫**文化为能。
由于大局已定，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
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
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
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
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
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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