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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
“元祐奸党”
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
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
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
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厄运。
可是，“元祐党人”
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祐党人”
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
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
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祐奸党碑”
，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
的木牌那儿进食。
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
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
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
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的“给出路”
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
，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
。
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
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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