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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或万历发了话，谁敢写**书，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
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
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
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三十年代的“五四”
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五十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
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
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的时代，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必然是要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的已衰未败的时代，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
说到底，文学的旺盛或衰微，母体决定一切，这块土地的时代背景，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像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着文学的命运。
从晚明才子凌闬初（1580—1644）的《拍案惊奇》一书来看，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颇足以说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
由于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集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
农耕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城市生活的主角，则为市民。
市民的文化需求，要大于农民。
因此，一，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
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市场催生《金瓶梅》，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这也是我们读到的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钱在作怪。
因此，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亚于政治，甚至强于政治。
读《金瓶梅》，我们看到，有了市井，便有勾栏，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
可以想象，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勾栏瓦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所带动的侈靡**佚的消费风气，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鸡鸣犬吠，躬耕畦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本来持异端观念的文人墨客，那疏离正统，游移主流，轻视科名，追逐自由的趋向，也必然愈来愈甚。
唐寅在《言志》诗中自况，“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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