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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性腺发达，则更为**放肆，感情强烈。
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
的感觉么？光那些大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
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
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
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
试想，如此内分泌贲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春风雨露一相逢”
，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的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
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摩；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
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
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像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
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
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
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
’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
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
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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